临期特卖站上风口：“这么火，主要是因为低价”

　　资本加持政策利好 临期特卖站上风口

　　国内多个临期特卖品牌先后获得千万级融资，创业者和资本加速入局

　　原价9.9元的毛豆脆片，特价仅1.7元；建议零售价为10.8元的网红气泡果酒，现价3.1元……第一次逛临期特卖超市“好特卖”后，北京消费者小王展示了“淘货”成果。

　　今年以来，天津“食惠邦”、南京“小象生活”先后获得千万级天使轮融资。处于行业“第一梯队”的“好特卖”此前也在8个月内完成了4笔融资。创业者与热钱集体涌入，临期特卖品牌借助资本力量迅速跑马圈地。  

　　业内认为，疫情令渠道库存压力加大，不断涌现的快消新品牌和冗余产能提供了充足货源，年轻消费者乐于追求性价比，国外临期特卖的成功范本，以及《反食品浪费法》出台的政策利好，让创业者和资本看到了市场机遇。数据显示，临期食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亿元，而品牌成功的关键在于供应链运营能力，找到消费者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满意的商品。

　　重塑供应链价值

　　临期特卖生意火了。2021年3月，天津“食惠邦”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4月，南京折扣超市“小象生活”宣布完成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处于行业“第一梯队”的“好特卖”更是在8个月内完成了4笔融资。热钱涌入叠加《反食品浪费法》的政策利好，让临期特卖站上了风口。

　　“我是2020年底拿到的第一笔融资，距品牌创立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2020年10月，粟海辉创立小象生活，尽管其融资消息今年4月才被外界知晓，但资方早在品牌筹备期就与粟海辉进行了接触。

　　粟海辉跟同事把临期特卖形容为“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指的是品牌商，“分田地”指的是让利消费者。他给新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某品牌薯片为例，厂家出厂成本1元，为保证50%左右的毛利会加价1倍卖给一级经销商，一级经销商加价10%-15%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加价十几个点卖给终端门店，门店再加价25%-30%卖给消费者，最终一袋薯片的价格从出厂价2元变成了零售价3.5元。

　　在小象生活，整个供应链的利益分配发生了根本变化。简单来说，它去除了中间商，直接向上游工厂要产品，甚至要产能。在这一过程中，厂家、临期特卖渠道保留了更多利润空间，消费者则能以2-5折的价格买到心仪商品。同样一包薯片，传统商超卖到3.5元，在小象生活则可以实现半价销售。

　　“临期特卖这么火，主要是因为低价。”北京某临期特卖品牌创业者赵丽(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商品保质期超过1/3或一半后，厂商就要想办法清仓，这是临期特卖货源的主要出处。从消费端来看，临期食品获得年轻人和白领群体的认可，他们不再将“临期”与“过期”画等号，而是追求理性消费与性价比。从商业模式来看，临期特卖更多发挥的是渠道功能，消费者在这里不仅能找到低价临期商品，还能买到折价正期商品，“在我家门店，临期食品与正期食品的比例各占一半，即便正期商品也会比传统渠道便宜。”

　　疫情加速资本入局

　　创立小象生活前，粟海辉曾在2019年以供应商的身份进入临期折扣行业，主要为“好特卖”、信用卡积分商城等零售终端供货。他逐渐看到C端临期特卖的前景，“确实是很大的商业机会，也是资本在寻找的投资标的。”

　　在海外，临期特卖的历史颇为悠久。日本的“唐吉坷德”，从一家18平米的尾货店发展成为700余家分店的零售业态，业绩31年连续增长。美国的Dollar General(以下简称“DG”)，所售80%商品价格在5美元以下，同样保持了30年的同店销售增长。

　　即便在国内，临期特卖也不是新名词，随处可见的进口食品折扣店是这个行业的雏形。一向不动声色的临期特卖为何会在国内突然爆发，成为眼下的投资宠儿？粟海辉和赵丽的答案中均提到了疫情对这一行业的催化。

　　赵丽此前有4年的连锁便利店供应链经验。2020年疫情暴发，传统商超渠道经历了或长或短的闭店期，她察觉到很多代理商都在压货，尤其是渠道议价能力较弱的新品牌、小品牌。“传统商超、便利店对商品保质期有进店管理，不要的临期商品能去哪？临期特卖自然成为重要渠道。”

　　小品牌没有议价能力进入大卖场，希望新渠道出现；代工厂加工费少，希望直接与渠道合作；疫情使收入预期下降、出口受限，导致工厂出现富余产能……粟海辉认为，参照海外经验，美国、日本的临期特卖市场都在经济下行期间呈现爆发增长，因此疫情让很多国内机构和创业者看到了机会。由于临期特卖商品通常不会有账期，对运营者资金实力要求较高，资本的介入加快了整个行业的扩张速度。

　　竞争格局尚未定型

　　与传统进口食品折扣店相比，如今的临期特卖超市趋于连锁化、品牌化，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跑马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