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抉择，给这个西部省份带来了什么？

　　七年前的抉择，

　　给这个西部省份带来了什么？

　　— 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探索和实践

　　采 写：本报记者 何星辉 实 习 生 周泓汛 张 华 策 划：赵英淑 林莉君  

　　深瞳工作室出品

　　眼下，大数据是贵州正在实施的新三大战略行动之一。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指向了数字化。对于竞争，贵州持开放心态，因为大数据发展已经过了概念先行的阶段了，大家都来搞大数据，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圈。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落后的贵阳有什么关联？”当听说贵州要发展大数据时，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愣住了。率队拜访的，是当时的贵阳市委主要领导。因为彼此很熟悉，柳传志坦率而直接。

　　这是2013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人均GDP为22981.60元，在全国所有省份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7年过去了，奇迹出现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这段歌词，如果用来形容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或许是再合适不过了。短短几年间，从无到有，逐渐风生水起。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创新之路。

　　“大数据已经成为世界认识贵州的一张靓丽名片。”不久前，在庆祝建党100周年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贵州发展大数据，一开始我内心是有疑虑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早在贵州发展大数据之初，一个年轻人向总部在北京的公司申请到贵州开疆拓土，公司老总并不看好，又拗不过他，最后只预支了他一万元的差旅费，告诉他：“去吧，花完了就回来。”

　　没想到，靠着一万元差旅费，这个年轻人在贵州站稳了脚跟。现在，他开创的大数据服务公司，年营收已达数亿元。

　　不相信、怀疑……在众人的眼里，丑小鸭似乎永远也无法变成白天鹅。

　　即便是身为贵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也在多年后坦言：“对于贵州发展大数据，一开始我内心是有疑虑的。”

　　那时候，“大数据”还只是一个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新词，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用来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和创新。

　　一边是貌似高不可攀的前沿科技，一边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据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邬贺铨参与过贵州大数据的论证过程。2012年，邬贺铨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跟时任贵州政府高层座谈，双方达成一个比较初步的共识，那就是贵州生态脆弱，经不起破坏，不能发展高耗能产业。“那么还可以发展什么呢？新兴的大数据产业也许是个很好的方向。”邬贺铨说。

　　但完全无中生有，贵州行吗？

　　其实，不止是梅宏，“心存疑虑”的还有很多当地干部。

　　一场思想的洗礼，首先从贵阳开始。领导干部被分批送往外地，学习大数据知识。尽管慢慢了解后仍“疑信参半”，但真刀真枪干起来时，多数人还是能“豁然开朗”。

　　2014年是贵州大数据元年。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立，时任省长陈敏尔亲自担任组长。从政府“七朵云”开始，贵州逐步把整个政府IT系统迁到云上，攻坚数据“聚通用”。

　　敢为天下先的贵州，率先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率先设立全球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率先探索地方大数据立法……而后，西进班加罗尔，北上阿拉木图，远赴美国硅谷，飞越莫斯科河，辗转“一带一路”，贵州省四下出击，谋求合作，并在全球首开数据资源大招商的先河。

　　全省上下，一派昂扬。正是大数据，让这个边陲之地第一次和全世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早在明朝建省时，贵州就被称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地”。长期以来，一直贴着贫困标签的贵州，太需要振奋人心的探索和实践。

　　“每个人都能谈大数据，也都会谈大数据”

　　“这里是创业者的一块福地，有最适合人才发展的土壤……”说这话的董博，是贵州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一位海归博士。

　　2015年，结束在美国深造后，董博选择回国，来到贵阳双龙航空经济区创业。

　　董博的公司，致力于为金融和征信决策提供企业全息画像，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体量很小。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对其有所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