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乡村振兴为什么要“富村兴业” 而不是让农民进城？

　　全面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认知升维

　　文/葛天任

　　发于2021.4.5总第990期《中国新闻周刊》

　　3月20日，经济学家刘守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提出，“如果城市化的回村模式继续，乡村振兴之路无解”。而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则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有村可回”的城市化正是我国能够抵御外部风险、走出经济危机的原因。  

　　两位学者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点出了关于乡村振兴与城市化模式决策的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均指向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何认识乡村振兴及其战略意义？这需要我们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认知升维。

　　破除执念，重新认识全面乡村振兴

　　全面乡村振兴，并不是许多人对欧美城乡关系历史想象中的“城市化模式”之下的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其根本着眼点是维护农民利益，要求在制度和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通过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等方式，切实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最终要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其关键内涵是“富村兴业”。

　　为什么要“富村兴业”，而不是推进城市化，让农民进城留下来？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某种固有想象，有可能导致对当前现实问题及其政策的不理解。这种想象，来源于对欧美城市化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某种执念——现代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只有“唯一正确”的道路。其实，这既不全面，也非事实。不破除这种思维和想象，我们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城乡关系的实质和未来——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并且正在快速地工业化，城乡关系的未来只能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多样态城乡融合式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服务于整个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是社会结构转型大战略中的一环。只要能够“富村兴业”，何种道路、何种模式、何种政策选择都可以探索与实践。

　　实际上，乡村振兴也是中期和短期意义上的战略选择。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压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其核心除了技术创新外，关键还是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增加改革空间，继续“促增量稳存量”的改革思路。

　　从社会学角度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社会对市场经济具有反作用力，这就需要注意社会结构变化的底线和弹性，经济政策必须配合分配和再分配的社会政策，才能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因而，不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乡村振兴、富村兴业，都是极其有针对性的、值得努力去做的中、短期战略性选择。

　　不论是重在“以内促外”的双循环战略，还是重在生态文明的升级版工业化的新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的着眼点显然是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经济学分析或社会学分析的结果。全面乡村振兴的真正有效实施，将创造大量需求，促进消费升级，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基础。

　　全面乡村振兴并非是新一轮对乡村和农民的价值索取，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新理解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它是新发展阶段下的基础性战略选择。

　　认清挑战与机遇

　　改革以来，我们虽然在“三农”、城乡关系调整、减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乡村相比过去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还是要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仍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是土地问题。具体来说，是土地要素自由流转以及增值收益与分配公平性问题。即在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土地征占规模过大，承包、流转及使用不够规范化、制度化，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不合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受损问题。

　　因此，守住维护农民利益的底线，解决土地增值收益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问题，在当前或今后相当时期是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挑战。

　　第二，是产业问题。具体来说，是如何把乡村百业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新发展战略的乡村振兴版本。这也是下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