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时刻回顾,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的起点。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远大,任务艰巨。第一个百年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第二个百年我们要实现从有到好的历史跨越。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科学选择。
从高增长到高质量是一个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伟大征程
高质量发展突出的是发展的质量,与高增长突出的是发展的速度形成鲜明对照。追求高增长的背景是短缺和普遍的供不应求,由此形成了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高增长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激励机制有力,而责任约束不足。
推动由高增长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则是短缺的基本消失和普遍的供大于求,在市场竞争和环保监察力度加大等压力下,企业开始越来越注重质量效益和控制污染,由此逐渐形成集约高效、绿色清洁的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激励与责任约束并重。经济高增长或者高质量发展的形态,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经济体制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等多类因素的综合表现。因此,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是一系列客观条件逐步形成、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经济发展方式完成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效率显著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显著提高的综合成果。
因此,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阶梯,是一个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伟大征程。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好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渐进、艰难的进程,与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顺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始终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促进充分就业,加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使经济尽快达到均衡增长水平。
高水平的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工业制造业体系的升级,包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14亿人民在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持续释放出规模巨大的消费需求。因此,从发展阶段特征看,我国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这就从需求方面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应也不可能持续降低。
从要素供给方面看,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巨大,人力人才资源供给充裕。我国当前储蓄率与高增长时期相比还有提高,资金供给充裕。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技术进步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和国家主导的基础性重大核心技术研发都在加快推进,技术供给基本稳定。
综上,我国由要素供给条件所支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以上分析判断:经济结构调整结束后,经济由高增长转向中高增长的合理水平,应在8%左右。在当前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复杂、我国国内支持经济较快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的形势下,政府应该通过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积极扩大内需,全面畅通供给与需求、生产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着力抓好国内经济大循环,使我国经济增长率加快回升,通过经济的强劲增长,带动世界经济恢复、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更高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形成,关键是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从无序到有序,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变化,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开放。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线是通过放权让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权力的束缚,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也是一个从突出“大我”转向强调“小我”的过程。随着个别利益的凸显和经济活动自由度的提高,市场开始持续发展,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提高。
在经济结构调整、需求快速扩张和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这一体制机制变化,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完成了经济结构矫正、需求趋于平稳、市场竞争充分和激烈时,财产责任不清晰、经济责任不明确、要素配置和资源重组不灵活、不规范等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关键是完善产权制度和发展规范有序的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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