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本土“地方猪”：一旦出现非洲猪瘟，灭种风险巨大

　　抢救本土“地方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再次呼吁“猪芯片”问题。他列举了“猪芯片”的九大问题，包括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猪芯片”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永好指出，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

　　种猪的脆弱性，对一些地方猪来说更为严峻。自非洲猪瘟来袭后，曲宏宇的保种场就“穿”上了层层盔甲。与全国几十个地方猪种的保种场一样，他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也进入“战时”模式。保种场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围墙，将场区与村庄、道路隔离开，场内的办公区、生活区与养殖区也同样用围墙隔开。曲宏宇与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全在保种场里，很少出去。每天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都要进行全身消杀、换上防护服，出来也是同样的步骤。外面的人如果想进保种场，多数只能在隔离之后进入办公区，养殖区成为禁地。

　　面对发病率、死亡率最高可达100%的非洲猪瘟，保种场比普通生猪场的危险要高得多。曲宏宇说，“一旦出现非洲猪瘟，从个人角度说，几年的投入都白费了；从地方猪种角度说，这个种就没了。”

　　急速下降的地方猪群体

　　曲宏宇的养猪生涯，在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后，做出了路线转换。

　　他最初养的是外来“洋猪”，1995年，一场猪瘟袭来，一百多头外来猪全军覆没，只剩6头亲戚送的本地猪孤零零地活着。村里的长辈告诉他，活下来的是烟台黑猪，抗病性比外来猪好。

　　为防止再一次的全军覆没，曲宏宇开始养起了烟台黑猪。这是“逆潮流”的行为，村里人都在养外来猪，只有他养本地猪，在追求“量”的年代，注定赚不了什么钱。好的年景，能维持家里和猪场的开销，坏的时候，曲宏宇连饲料都买不起。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曾想着连猪带场五万元卖出去，但哪怕是这个价，当时也没人愿意出。

　　地方猪生存之难是在短短三十年内形成的。在湖南长沙的宁乡市有句古语，“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养猪”，宁乡人家素有养母猪、卖仔猪的传统。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张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宁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也就是当地的宁乡花猪，许多人家也靠卖仔猪赚钱。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的外来猪进入，宁乡花猪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这是市场行为，也是政策驱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包括猪牛羊禽等在内的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农民为6公斤，城镇居民为18公斤，猪肉消费在其中占80%以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的养猪市场主要开始解决量的问题，且大力推广瘦肉型猪。

　　因此，瘦肉率高、出栏快的外来猪，尤其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原产丹麦的长白猪、原产英国的大白猪、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在国内逐渐推广开。数据对比非常明显，外来猪五六个月可以出栏，地方猪则要一年；外来猪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猪则往往只有40%。对养殖户来说，投入同样的成本，养外来猪更快、卖价更高。

　　外来猪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形成市场占有率高达90%甚至95%的局面。中国的每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达最高峰41.81公斤。学界从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呼吁，应保护我国的地方猪品种。

　　常常找父母借钱来维持猪场运转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烟台黑猪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养下去。2008年，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在济南召开，他驱车500公里，用后备箱拉来3头特征明显的烟台黑猪参会。省畜牧兽医总站、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血统纯正的烟台黑猪了。曲宏宇后来听说，专家们曾辗转多地寻找烟台黑猪，都无功而返，以为烟台黑猪已经灭绝。一名专家连连嘱咐他，一定要把烟台黑猪保护下去。

　　当时，我国的地方猪品种局面十分惨淡。“十二五”规划曾公布一组数字，我国88个地方猪品种，85%左右的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31个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的宁乡，本来有几十个公猪家系，但在那时仅剩下7个家系。畜牧专家循着过去仔猪外销的路径，在外市找到了3个家系，将宁乡花猪的群体恢复起来。